第五节  特别的重庆办事处

除张云乔所在的市区办事处外，一中制烟厂先后成立了贵定、重庆、柳州、昆明四个办事处，贵定、昆明两个办事处主要负责进购烟叶原料，而重庆、柳州办事处主要负责对外销售。在这几个办事处中，重庆办事处是最重要的，它从一开始就不平凡。

恢复生产后不久，一中制烟厂的各项工作逐渐走上正轨。这时，张云乔的妻子潘云娟和女儿张丽敏随调职到重庆民航当站长的郑达善一道，从昆明同机飞抵重庆，云乔打算到重庆去迎接，另外有关工作上的一些问题需找孙师毅衔接。他带上练习生许涨新，驾驶着一辆破旧的四缸老福特车前往重庆。同车的还有贵阳戏院经理袁耀鸿，陈善渊主任的亲戚、11岁的黎根全小朋友。尽管路途遥远而艰辛，车技精湛的云乔仍然信心十足地驾着老福特出娄山关、跨越凉风垭，七十二道拐，过海棠溪、横渡长江，顺利到达重庆，路上的行人对这辆造型奇特的破车甚感好奇。张云乔感叹说：“真是两面青山遮不住，福特已过万重山啊。”

与家人团聚后，云乔当天与孙师毅取得联系，并约定晚上在孙师毅住处会面。

孙师毅一个人住在通运门外街协和里1号2楼，楼上的四间房他都租下了。孙师毅的夫人蓝兰和孩子仍留在上海，没有到后方来，他一个人住着，房内文件书籍堆积如山。地下党的领导同志经常在半夜里单独来到这里和他碰头联系工作。这一时期，孙师毅的工作确实十分紧张，他开办了孔德图书馆、学习会和印刷厂及运输队等等，同时他还打入了蒋家王朝的心脏“侍从室”，和蒋介石的机要秘书陈方结成密友（这一点他当时还是对张云乔保密，以后到了贵阳才对云乔说明，这是后话）。

云乔向孙师毅汇报完工作后，请孙师毅出面协调归还一中制烟厂被扣的两辆汽车：一辆是陈东初到贵阳时被大东书局勒令往重庆运货时强扣的；另一辆是从都匀出来时抛锚路边，被国民党军队拉去的。

孙师毅告诉云乔：大东书局是中国惟一一家印制钞票的公司，公司老板去世后，杜月笙、戴笠便将书局强占了，现在这间印刷厂是杜月笙派的人陶百川在负责管理。

云乔按孙师毅的吩咐找到陶百川交涉，陶百川起初以没有汽油为借口，不愿返还这辆卡车。云乔说就是烧酒精也要把汽车开回贵阳。陶百川自知理亏，又知云乔“有来头”，不宜得罪，便通知毕节分处，将车发还了。

孙师毅从汤恩伯的司令部要了一份公文，叫云乔拿着它去找贵阳警备司令部要回另一辆小车。后来，云乔回贵阳向军方领回了那辆车，但遗憾的是小汽车只剩下了一副空壳。

第二天云乔再去协和里，刚进楼下大门就看见一个八九岁大的男孩子在楼下门口俯首擦自己的皮鞋，他抬头时云乔才发现这个男孩竟是他的外甥谷士斌！云乔惊奇地问：“你为什么到这里来了？”男孩说：“我爸爸出国到非洲当领事去了，把我寄养在他的朋友家。”他还说自己才来这里不久。

云乔意识到这里面大有文章，于是就急急地上楼，对孙师毅说：“我的姐夫谷兆芬不久前去了非洲的马尔加什（即马达加斯加）当外交官去了，他的儿子没有带去，寄养在他的朋友（同僚）家里，就住在这楼下。外交官是由军统系统控制的，谷兆芬的同僚必然也是军统的人，故我怀疑这里很有可能已经被特务注意，甚至监控了。”

孙师毅沉思片刻，说：“估计目前只要周公还在重庆曾家岩，特务还不敢有什么动作。”

云乔说：“话虽如此，但要做好准备。”

云乔当即决定，烟厂在重庆要设一个销售点，表面上是售烟，不至于引起特务注意，孙师毅还可以把重要文件分藏在那里，做“狡兔三窟”之备。孙师毅同意了云乔的建议，回贵阳后，云乔立即着手，依计而行。

张云乔任命骆建安为重庆办事处主任，前往重庆筹建办事处。云乔知道骆建安在重庆有帮会背景，而当时的帮会势力非常大，几乎没有帮会办不了的事。骆建安到重庆后，在校场口附近的米亭子租到一楼一底的几间楼房，把办事处的牌子挂起来了。表面上办事处搞的是卷烟经销，生意确也做得像模像样，但实际上它也是地下党的秘密联络处。孙师毅的许多机密文件就放在办事处楼上他的一只小皮箱里，后来孙师毅直接住进了办事处楼上的房间。那阵子差不多每天深夜都有三五成群的人陆续登门造访，他们上得楼去便将门反锁，开完会后便各自散去。办事处的人都心照不宣，从不问他们是谁，来此有何贵干，也不和他们接触，解放后才知道他们是地下党。

解放前夕，骆建安曾因替孙师毅卖500元美金一事被国民党以共产党正在扰乱金融为由欲抓他坐牢，骆建安闻风逃到乡下，特务寻他不着，便把他的老婆张敏连同刚生下的婴儿一道抓起来，张嘉德得知后派骆建安的兄弟骆守先前去重庆，一方面组织业务，一方面设法营救。骆守先到重庆后四处托人帮忙，花了1000元大洋才把张敏母子担保出来。

重庆办事处所在的米亭子当时是全国较大的卷烟市场，因此办事处的卷烟销量非常大，占了一中制烟厂外销香烟的一半以上，特别在销售新产品“佛宫”牌香烟上，重庆办事处功劳不小。

“佛宫”烟是一种用次级烟叶制成的中下等烟，经技术处理，苦涩味去除，烟名和外包装又颇有点宗教意味，且价廉而物美，经重庆办事处大力促销，很快风行西北各省。山西、甘肃、宁夏、新疆等地纷纷来人抢购“佛宫”牌香烟，有的外省客商甚至直接跑到贵阳来蹲点进货，山西客商刘宝山夫妇长期住在贵阳的宝山路，整车整车地进购“佛宫”牌香烟，运往山西销售。

第四节  成立贵阳卷烟工业同业公会

一中制烟厂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标志着一中制烟厂贵阳厂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张云乔个人的声望也随着烟厂的迅猛发展逐渐提高。他懂得企业要创名牌，个人也要创名牌，企业知名度与企业负责人的知名度有着密切的关系。为此，他有意识地将位于市中区的办事处二楼装修了一番，添置了一些桌椅、长角桌、茶具等，特别是把楼上的会议室布置得整洁规范、宽敞明亮，大有“栽起梧桐树，引来金凤凰”之意。同行业的大小老板有事无事都爱到办事处来坐一坐，云乔也乘机发挥他高超的交际才能，扩大个人影响。大家伙儿遇到什么困难都愿意找他，他也热诚帮助解决，常常还不惜解囊相助，在朋友中有“小孟尝”之称，足见人们对他的钦佩和好感。

由此，办事处逐渐成为卷烟厂（社）负责人聚集的中心。这些私营厂（社）的老板，大多是从五湖四海逃难至此的，几乎都经历过磨难，正所谓“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大家同病相怜，相互之间摒弃了门户之见，同行相斥的旧观念，敞开心扉交流经营情况，互通商情，团结合作，无形中具备了“同业工会”的雏形。大家似乎有一个共同的竞争对象，这就是官办企业，都希望私营企业联合起来，与之竞争。

1945年以前，贵州的卷烟市场可以说是官营的“贵州烟草股份有限公司”一统天下，这个公司的前身是贵州省官办企业贵州企业股份公司。民国28年（1939年）6月，贵州省农业改进所在贵定县试种烤烟成功，贵州企业股份公司目睹由汉口迁筑的中国青年协记烟厂有制烟设备，即派人与之协商官、私联合办厂。青年协记烟厂厂主李青年答应合作。民国29年（1940年）7月1日，贵州烟草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依照民国政府的《公司法》，该公司最高权力机关是股东会和董事会；设经理、副经理各1人，具体管理企业；厂长一人，领导全厂生产；下设总务、工务、会计、营业4股，每股设主任1人及办事员若干，分别办理厂内外有关事务。初成立时，公司有董事5人，监事2人。周贻春（贵州省财政厅长）、何辑五（贵阳市长）、彭湖（中国银行代表，吴鼎昌代理人）、赵宗溥（中国银行代表）、李青年（汉口内迁协记烟厂厂主）为董事。周贻春为董事长，程志颐、薛迪锦为监事，方朝珩为经理，李青年为厂长。民国29年（1940年）底，周贻春因病辞职改由彭湖为董事长。民国30年（1941年）底，公司增选董事为11人，撤销厂长一职，改聘陈沛霖为工程师兼副经理。

贵州烟草股份公司成立后，民国29年（1940年）9月，以贵定晾晒烟为原料生产的“黄河”牌卷烟问世。当月产烟6.5箱（每箱5万支装）。是年，生产卷烟86.88箱。产量虽小，却开创了贵州第一个机制卷烟牌号，结束了贵州自20世纪初卷烟出现以来靠外输入的历史。

民国30年（1941年）2月22日，以贵州第一茬烤烟为主料的“企鹅”牌卷烟问世，5月投产，质量堪与当时的外国烟媲美，很快便受到消费者喜爱，成为公司的主要产品，从此贵州烟草公司便有了“企鹅烟厂”的美誉。第一任厂长由原青年厂厂主李青年担任，当年卷烟产量上升到470余箱。由于通货膨胀，官股数度增资，私股比例逐渐缩小，李青年在贵州烟草公司的地位日渐降低，不断受到排挤，因此，公司成立不到两年，1941年12月，李青年被迫退资离开贵阳，赴云南另设烟厂，以后贵州烟草股份公司纯属官僚资本企业。

民国30年（1941年），贵阳市有手工卷烟厂（社）17家，民国32年（1943年）增加至40家，民国33年（1944年）增至45家。这些手工卷烟厂（社）除一两家拥有资本产量较多外，大多为10人至20人以内的组合，资本薄弱，设备简陋，很难经常保持一定的产量，所有产品仅销于贵阳市场。可以说，1945年以前贵阳的卷烟市场几乎是由贵州烟草股份有限公司垄断经营。

1944年秋，大批的湘桂烟草企业迁居贵阳，如同盟、精神、科学、德成、利群、侨胞等。其中较大的两家烟厂是利亚烟厂（原名桂林城区第一卷烟生产合作社。1947年，该厂率先购进申造大型卷烟机，发展成为贵阳民营烟草工业最大厂家，还在云南昆明设宏福烟厂，主要产品为“维多利亚”、“察哈尔”、“三飞”）和一中制烟厂。这些企业凭借着较为先进的设备、技术以及雄厚的资金和人才优势，逐渐打破了官营企业独霸一方的局面，占领了卷烟市场的半壁河山，广大的私营企业急欲通过一种组织形式来巩固和发展他们的成果。

在这种背景下，1945年夏，经批准，贵阳市卷烟工业同业公会正式成立，（此前的1930年，贵阳市已成立有卷烟业公会，云乔刚到筑时，曾担任过贵阳卷烟业公会的理事），大家一致推举张云乔为贵阳卷烟工业同业公会理事长，孙序九（桂林城区生产合作社）、张敬铭（江华烟厂）、黄英民（利群烟厂）为常务理事，贵州烟草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任监事。

贵阳市卷烟工业同业公会的成立，对于各私营烟厂相互交流生产技术、经营管理经验，互通商情、议定烟价，调解同业纠纷，协调劳资关系等都起到了积极作用。政府的有关部门，如税务局等遇到什么事情都要找“公会”商量，征求意见。事实上，这时的私营企业已跃居卷烟行业的主导地位，1946年贵阳使用小型机（每分钟200～300支）的民营烟厂已有利亚、一中、利群、江华、华利等10多家。这样，无论从卷烟机器的数量，还是生产规模均远远超过了官营公司，一中制烟厂生产的“沪光”牌香烟，甚至可以和贵州烟草股份有限公司的名牌产品“企鹅”香烟媲美。

第二节  建办事处  设经销点

恢复生产以后，云乔认为有必要在贵阳市中区设立办事处和经销点，一来便于客商购烟，二来便于和有关部门及同行打交道，尽快打开产品销路。

贵阳戏院经理袁耀鸿，把他位于小十字中山东路的戏院二楼让出两间小房给云乔，暂作市内办公和销售之用。这样一来，方便了零售的商户，他们不必去郊区的湘雅村批货了。戏院的隔壁有三间沿街楼房，后面有四合院，是贵阳首富赖永初的房产，当时由“新中国烟厂”租用。云乔他们认为这里做办事处地点适中，便和新中国烟厂老板顾传泗商量，顶下了这间楼房。

市内办事处和销售点的设立，对一中制烟厂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张云乔、陈东、陶培唐以及后来孙师毅都在办事处吃饭和住宿。

云乔只要一有空就开着小车到厂里去看一看，随时掌握职工们的生产、生活和其他方面的情况。有时没有汽车，他就搭坐着出租的两轮马车去，几乎每天都要去一趟。

在办事处他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与贵阳各界人士，主要是与烟业同仁交流、接触，从中获取有关信息，构建关系网络，争取方方面面的支持、配合。他心里清楚，一中制烟厂要想在贵阳立足并得到发展，这些工作是必不可少的。

通过与贵州烟业同行的交流和查阅相关资料，云乔对贵州烟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有了更多的掌握：

贵州烟草种植历史悠久，早在明朝天启二年（1622年）就由广西引进种植，用土烟制造的叶子烟和丝烟被城乡民众吸食。民国初年贵阳城已有卷烟出品，当时吸食香烟成为一种时髦，上层人士吸香烟者渐多。店铺里出售的香烟多由上海、汉口、广西等地运来，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出产的“白金龙”牌为主，销量最盛时，“白金龙”牌香烟几乎占了贵阳卷烟市场营业额的一半，但吸食者主要为社会上层。为满足普通百姓需要，手工卷烟应运而生。

烤烟是卷烟的主要原料，要发展卷烟工业必先发展烤烟生产。民国27年（1938年），贵州农业改进所在贵阳首次引种美国烤烟获得成功。民国29年（1940年）在贵定县大面积推广，当年种植80亩，收烟叶65担。从此，烤烟种植从贵定开始，逐步扩展到包括贵阳、清镇、开阳、平坝在内的30多个县市。

贵阳的烟草工业起步较晚，直到抗日战争中期才有机器卷烟工业，市面上才有本地生产的机制卷烟。抗日战争时期是贵阳机制卷烟产生和第一个发展高潮时期。

抗战前，贵阳已有几家手工卷烟作坊，1939年贵定种植烤烟成功，原料足以自给，一些敏感的人看到卷烟生意颇有前途便相约办厂。民国31年（1942年），省内各地陆续开始扩大手工卷烟生产。在贵阳，顾庆宾、童连彬创立金筑烟厂，产“金筑”、“米猪”牌卷烟。民国32年（1943年），曾文生、李文裳与曾韵青（江西九江人）合伙在贵阳创立南明烟厂，华北兄弟烟草公司、中国胜力烟厂也相继在贵阳成立。独山人吴秋舫在今环城南路建立华利烟厂。1944年，张丽诚、王邦鑑、张敬铭等人开设江华烟厂，唐时鸣等人开设胜利烟厂。

抗日战争初期，东北、华北、华南、东南、华中等地大片国土相继沦陷，沦陷区的不少学校、机关、工厂纷纷迁往贵州，贵阳人口猛增，卷烟消费量增加。与此同时，工厂内迁带来了资金、设备和技术，加之贵州省有充足的原料，这些条件促成了贵州烟草工业的发展。当时创办最早、规模最大的贵州烟草公司，于民国29年（1940年）7月1日成立于贵阳，是由属于官僚资本的贵州企业公司与温州经汉口迁来的私人企业中国青年协记烟厂合办，在切丝、卷烟工序中使用了机器，是贵州第一家机制卷烟企业。

在卷烟销售方面，20世纪二三十年代，贵阳卷烟消费又直线上升，经营者不断增多。1930年，贵阳成立卷烟业同业公会。民国22年（1933年），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复兴烟草公司在贵阳设推销处，外国的颐中烟草公司在贵阳设有代理处，销售的大都是沪产卷烟。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出品20支装的“老刀牌”（即“强盗牌”）香烟，内装一张小手巾或二角法币；50支装“金斧牌”香烟，内装5角、1元（农民银行发行的币制）的彩金。这些销售方法引起一些人的好奇，为碰碰运气，遂买其香烟，时间一久，香烟销路逐步打开。

民国24年（1935年）国民党政权在贵州确立，结束了军阀统治，商业渐有起色，一些商家以经营百货、布匹为主，兼售糖食、香烟。这一时期从外地运来的香烟如“白金龙”、“大前门”等充斥市场。贵阳一些小贩为了生活，将贵定丝烟与黄丝烟相混合，加上香料，用小木板制成方形卷烟器，在卷烟器左右木板上凿以空道，用细布一张，衔接于卷烟器的前后，以小竹竿一根，裹在细布的中心将烟丝放匀，放上烟纸，一推即成长条香烟，用剪刀裁为两截，修剪边头烟丝，即成手工卷制香烟。在铜像台（今喷水池）周围设地摊售卖，零支及一包（20支）均可随意购买，卖价只是外地香烟的三分之一。由于吸香烟比叶子烟和丝烟方便、省时，一般市民多去购买，这就给贵阳机制卷烟工业的出现创造了机遇。

民国26年（1937年）正值吴鼎昌主政贵州，下令“禁种鸦片，禁售、禁吸”。烟馆转业，瘾君子们即以卷烟为“救济粮”，改抽卷烟，给经营卷烟者拓开了一个新市场。最初大十字有周连城、向寿发、张应南，北门桥（今中华中路北段）有张文汉、张敬铭等十余家经营卷烟，后来一些开烟馆者也转向开香烟铺，于是筑城大街小巷都有开香烟铺的，如“盛兴”、“庆记”等。香烟供不应求，不但销售快，而且利润厚。香烟成为个人、团体、机关来往的媒介，交际场中的必需品。当时外来香烟一到贵阳就被烟商一抢而光。据何辑五《十年来贵州经济建设》载，民国25年（1936年）前后，仅贵阳一地每年进口香烟的总值即不下200万元。这一时期入境销售的主要是外地卷烟和洋烟，如“老刀”、“哈德门”、“红（黄、白）金龙”、“大前门”、“黑姑娘”、“美丽”、“民主”等香烟。其中南洋兄弟公司的“小白金龙”约占销售额的一半。由于当时贵阳经济落后，交通不方便，加上洋烟售价较高，所以在市场上国产卷烟的销路胜于洋烟……

分析了这些情况以后，张云乔对在贵州发展烟厂的心里更有数了。

由于经销点位于闹市区的黄金地带，加上一中制烟厂的产品质量过硬，促销策略得当，“沪光”、“三中”、“佛宫”牌卷烟逐渐得到贵阳市场的认可，销路很快打开。开始的两三个月还是由厂里的工人杜永泉、王艾立等五人每天挑着卷烟往返于工厂和办事处，后来产销两旺，便改用福特汽车来运输，司机梁显汉负责驾驶。

在产品包装上，云乔他们利用消费者求新、求奇而又图便宜、爱面子的心理精心设计出22支金属盒装的“沪光”牌香烟。这种包装让贵阳的中上层烟民耳目一新，爱不释手。特别是22支装更是暗藏玄机，一般香烟都是10支装或20支装的，多装两支是为了让那些既讲究档次又想节约的烟民，在抽完20支后又去买一包平装的“沪光”牌卷烟来装满铁盒，诱导他们重复消费。这一招果然灵验，“沪光”牌卷烟的销量与日俱增。

第五章    贵阳立足    奠定基业

第一节  安营扎寨  恢复生产

陈东租赁的一中制烟厂厂房，就在贵阳城郊贵惠路的湘雅村。那里曾经住满了湖南湘雅医院的人，据说湘雅村名字就是由此而来的。陈东能租到这样的房子实属不易啊！大量涌进的外来人口，使贵阳城的住房日渐紧张，据陈东后来介绍，那辆卡车被大东书局扣留后他是又气又恨，怎奈举目无亲、势单力薄，大东书局的后台听说又是大名鼎鼎的特务头子戴笠和青洪帮头目杜月笙，想和他们拼了，但又考虑到婆娘儿女和云乔交办的任务——大队人马来到贵阳何以落脚？他只好牙齿打落往肚里吞，拿到运费便从毕节赶回贵阳，忙着寻租房屋。城里是没有那么多的房屋可租了，他每天都早出晚归上街寻找出租屋。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家住湘雅村的一个朋友，这个朋友的父亲是个保甲长之类的人物。经朋友父亲出面，陈东才把湘雅医院迁往湖南以前留下来的房屋租到手。也算他运气好，这个医院原来是湖南的省医院，一排二层楼房坐落在路边上，大大小小有数十间房，长沙大火前这个医院就迁了过来，1944年底搬离湘雅村。陈东考察了一下湘雅医院留下的几处房屋和周边的环境，觉得这个地方用来办厂不错，占地面积大，约有四亩多，外边的一排楼房可改作厂房。厂房外有一条直接通向市中区的贵惠路，交通方便。厂后面是一座小山，路的对面是穿城而过的南明河，用水用电都不成问题。厂房里还有几处房子可供员工住宿。工厂的周围散布着低矮的农家小屋，房屋之间有些开阔地，可为工厂未来的发展提供足够的空间。租下了厂房，陈东如释重负，多少减轻了因卡车被霸占带来的自责和内疚。

大伙儿听了陈东的介绍后都心存感激，认为这个地方建厂的确不错，只是隔城稍微远了一点。陈东关切地叫大伙儿安下心来好好休整几天。

伙房的厨师早已做好了香喷喷的饭菜，烧好了滚烫的开水，陈东忙上忙下地带大伙儿去集体宿舍安排住宿。

员工们摸着宿舍的木板床，无限感慨地说：风餐露宿的日子总算过去了，千里跋涉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归宿。”他们分头去找了些干草铺好床铺，又到厨房饱餐一顿，再洗澡换衣服，倒床便睡到东方破晓。

休息两天后，大伙儿便主动拿起工具邀约着平整场地，修整厂房、宿舍，打扫卫生，有几个员工甚至去找了些花木栽在厂区里头。大伙儿像布置自己的新家一样干得认真而积极。

不久，满载着四台小型卷烟机、一台切丝机和卷纸、烟草等物资的九台板车风尘仆仆地拉进厂来了，员工们一拥而上，像迎娶新娘一样激动。看着这四台像命根子一样的宝贝基本完好地运到贵阳来，个个啧啧称奇，大呼不可思议。他们争先恐后地去把机器卸下，小心地搬到车间。徐运善、朱水槐等技师仔细检查了卷烟机械，将变形的部分加以校正，又到别的机械厂找了一些小配件装上，直到完全恢复正常。

却说张云乔、陶培唐等人到贵阳以后，见到了在香港时期认识的开“利食台”戏园子的老朋友袁耀鸿（现任贵阳戏院经理），在袁耀鸿的帮助下，云乔租下了戏院二楼的两间小房暂住。数月来的鞍马劳顿在美美地休息了几天后得以消除，云乔开始布置着如何尽快恢复生产的问题了。

云乔召集陶培唐、陈东、张志勋等人进行初步分工：工厂具体事务由陈东和张嘉德负责，陶培唐的主要任务是熟悉贵阳的卷烟零售商户，指导工厂开展业务。经理张志勋的主要任务是广泛展开社交，为工厂发展创造良好的人际环境。

张志勋具有杰出的外交才能，他身材高大、酒量惊人，语言模仿能力相当强，到贵阳不足两月，说的贵阳话比本地人还地道（他的广州话也是一样地道）。他常代表张云乔出席各个社交场合，人们误以为他就是张云乔，对此，他也不置可否，哈哈一笑。

由于数月来工厂财政只出不进，开销巨大，途中所借陈达樨的3500元钱已用得所剩无几，欲恢复生产必须紧急筹措资金。云乔向重庆方面发出求援信号，孙师毅向地下党组织汇报了这一情况。地下党组织即命孙师毅以个人名义汇给“一中制烟厂”一笔可观的资金，并以孙师毅股金的形式作为“一中制烟厂”的增资（解放以后，孙师毅到北京向国务院上缴了他的全部股份）。张云乔又委托郑达善在重庆中央银行收到少量的预购金条，一并作为烟厂的增资。这样，恢复生产所需的启动资金基本有了着落，云乔决定于1945年3月1日一中制烟厂贵阳厂正式复工。

工厂方面职工们精神饱满，加班加点整修厂房，安装调试机器设备，架设电网等，做好充分准备后，3月1日如期恢复了生产。

经过战火洗礼和千里跋涉考验的员工是一中制烟厂千金难买的财富，共同经历的苦难历程使他们彼此之间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他们互相信任，团结互助，这股无形的精神力量化成恢复生产的冲天干劲，从复工到生产出第一批香烟上市仅仅用了一个星期，堪称奇迹。这个奇迹也使张云乔对集体的力量和精神的作用有了更深的理解。

恢复生产不久，工厂略有利润，云乔即将3500元欠款一次性还给了好友陈达樨。

第七节  辗转千里  终到贵阳

从都匀出来的大队人马一路步行着，走到了甘巴哨交叉路口，这时，他们看见约一个排的国民党守军荷枪实弹地站在岔路口的两方，路中间设置着铁丝网状的警戒物，阻止逃难的人群继续往贵阳方向行进。一打听才知，原来是国民党守军估计敌先头部队会从都匀开过来直攻贵阳，所以胆怯，要将难民统统赶往湘西方向。

这突然的变故让身心疲惫的员工十分沮丧，无奈他们只得又拖着沉重的双腿艰难地往湘西方向走。

时令已是1944年的冬天，贵州高原上白雪皑皑，天上雪花飞舞、地上刮着凛冽的寒风。员工们踩着泥泞的机耕道，紧裹着厚重的衣物，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走累了，就坐在路边的石头上歇一歇，但不能歇得太久，歇久了会冻得受不了，甚至有生命危险。口渴了，找不到水，他们就顺手抓几把雪来代替。看到路边有住户便去联系伙食，随便弄点什么填饱肚子算数，若是身上没钱就只能乞讨或饿死。沿途到处可见因饥饿、寒冷和疲劳、病痛而倒毙的难民。

员工中有一个叫朱李氏的寡妇，一个人带着三个小孩，背上背一个，怀中抱一个，手里牵一个。走到后来她实在拖不动了，想把最小的那个孩子丢了。这种时候遗弃小孩等于送他去死。可怜天下父母心！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她只能选择“舍车保帅”。幸好，同厂的员工王先生于心不忍，主动要求把一个小孩交给他带，挽救了小孩一条命。

一天深夜，朱李氏带着剩下的两个孩子摸黑走到一个小镇的破庙休息，不料，破庙里早已横七竖八地睡满了逃难的人，她好不容易寻到一个角落，倒下去便呼呼地睡着了。第二天早晨醒来，她的一只手无意中摸到另一个人的手上，感觉冰凉，她奇怪地一看：这人面如土色，早已没了鼻息。原来她和死人睡了一个晚上，吓得她赶紧抱起孩子往外面跑……

刘富生率领的板车队因负担更重走在大队人马的后头，从都匀到马场坪的路更难走，途中有辆板车的轮胎圈突然断裂，只好停下来修理。这点小毛病若在平时，几分钟就可搞定，但此刻却没有合适的工具，刘富生去找了一节铁丝，费了半天的功夫才把它们穿起来。

到马场坪以后，板车终于和大队人马再次会合，大家都来围观这几台机器，有的还用手一边摸一边说：“你们要保护好哟，它可是我们的命根子啊！”  

刘富生一行在马场坪休整两天后，朝贵定方向出发了。此时，寒冬已至，贵州高原银装素裹。为使机器不被雨雪侵蚀，刘富生把自己穿的雨衣也拿来盖在卷烟机上，一路滑溜着逼近贵阳。在下一个很陡的坡时，由于路面积了一层薄冰，影响了制动，刘富生一个急拐弯，板车在惯性作用下滑了一段后，失去平衡向一边倒去。后面推车的人死死抱住机器不放，随着板车滑出好长一段，但车子还是慢慢地倾倒了。机器没有受损，但这位板车工双手被勒破，血流不止。

板车横在路中央，挡住了通行，这时，开过来一辆卡车，车上一个土匪模样的人极不耐烦地跳下车来，对着他们吼道：“快撤开，要不然我叫人把它推下山去。”刘富生一听急了，赶紧拱手向过路的人求援。路人见状，顿生恻隐之心，大家七手八脚地把板车抬起来了。

同在逃难的张云乔始终牵挂着路途上的员工，他把“373”小车开到贵定街上采购了大量的包子、馒头等食物，又带了几瓶开水，掉转车头沿途寻找撤退的员工，碰到他们便下车来分发食物。为了减轻他们步行的负担，云乔让每个员工把一件行李放到它的“373”小车上，这样，员工们经过马场坪，继续往贵定方向步行前进。

云乔驾着他的“373”小车朝着马场坪进发。由于路面有积雪，小车又超载，开到一个小坡处怎么也上不去了，离合器也因过度摩擦以至烧毁，云乔只好将“373”汽车放置路旁，下车来跟着撤退的人群一道走路。走到马场坪时天已拂晓，一辆福特老爷车开过来，原来是陶培唐、许涨新从湘西赶来救援他们的，真是绝处相逢，悲喜交集啊。云乔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炒蚕豆递给陶培唐作早点，陶培唐也从口袋里摸出半个烧饼来回敬，大家苦笑互慰。

随后，云乔驾驶这辆四缸福特老爷车和许涨新同到昨晚“373”车抛锚的地点。那辆装满员工和行李的汽车已经不见了，想必是被别人的大车拖走了（后来知道是被军队拖走的）。这辆“373”轿车，最原始的车主是少帅张学良，少帅调职西安后，由美联社记者王小亭买下，后来王小亭又将此车卖给了张云乔。此车可谓来历不凡、饱经风霜，如今丢失了，云乔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毕竟，他对这辆陪着自己走南闯北的车子已产生了“老朋友”般的感情。

都匀方面的来人告诉云乔他们，昨晚都匀火车站一带被日军放火焚烧。敌军先头部队曾经到达火车站，不到几个小时就全部撤退回去了，可能是避免孤军深入吧，现在都匀已经成为空城。于是，云乔和骆守先合计，决定先驾驶这辆四缸福特车回都匀，看看还有没有遗留的财物。

回到都匀的临时住屋，那里已经是一片瓦砾，惨不忍睹，对面的房屋也已化为废墟。在夜色下，瓦砾中似乎有一滩发光的“水塘”，出于好奇，云乔走近一看，并非“水塘”而是一滩被火烧融了的“糖浆”。云乔这才想起前几天晚上发生的事情：那天晚上，他听到对面邻居家中传出美妙的乐声，是琵琶独奏“十面埋伏”的乐曲，便冒昧叩门拜访。弹奏者原来是一位姓李的上海同乡，他也是由桂林疏散到此的。他对云乔说：“我现在只剩下这最后的财产，十几吨白糖了。”

真是同病相怜啊！惟有作同情的苦笑。云乔见他有一把二胡，便借来与他合奏了一曲“春江花月夜”，虽是初次合奏，居然能珠联璧合到曲终。原来他们的乐谱都出于上海“大同乐社”。萍水相逢，想不到姓李的同乡竟遇上如此大祸，云乔祝愿他能平安渡过难关，早日到达贵阳。

云乔继续驾驶着那辆四缸福特车前行，回到马场坪的公路边，一路上有不少翻倒在路边的残破车，油箱还在滴渗出漏油。云乔叮嘱许涨新取出胶管接了一些汽油以补充福特车使用。

大队人马继续步行向贵定前进，大家一起动手，推着九辆板车（其中一辆是骆守先在都匀捡到的）经过贵定，到姚永泽的办事处休整，大家恢复精神以后，继续沿着公路向目的地贵阳进发。  

1944年12月底，经过两个多月的艰难跋涉，这九辆板车终于载着一中制烟厂的机械和其他物资，和大队人马一道陆续走到了偏安西南一隅的贵阳城（又称“筑市”）。

那时，贵阳的地域规模跟现在的一个中等县城差不多，城市建筑还很落后，大多是土木结构的瓦房，大街上也有不少的草屋，五层以上的楼房几乎没有。但由于战时的厂矿、机关、学校和难民大量内迁，使贵州人口骤增，尤其是城市人口增长飞快。1936年全省人口为990余万，1945年增至1050万。在此期间，贵阳的人口更从12万猛增至35万。人口的膨胀导致消费需求大幅度增长，推动了商业繁荣，贵阳市有开业许可证的商号1937年为1420户，资本总额为180万元，1943年增至4239户，资本10614.14万元。1944年虽然发生了“黔南事变”，但由于广东、广西两省商人纷纷疏散来筑，贵阳市商号户数和商业资本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增至4931户，资本达15735.60万元。1945年继续增至5422户，资本21040.47万元。8年间商号增加2818倍，资本扩大115.89倍。当时贵阳市中心闹市区的街市上，各种店铺鳞次栉比，车辆人流熙来攘往，招徕顾客的音乐声、喇叭声不绝于耳。入夜则电灯、霓虹灯到处闪烁，形成热闹的夜市。

但此时正值寒夜，天上下着冰冷的雪，贵阳城笼罩在一片寒冷之中，远远望去湘雅村周围散布着稀疏的灯火，马路上零星的走着几个行人，到处都关门闭户，百姓们老早就熄灯上床了。

由于板车工的突出表现，张云乔特召他们为一中制烟厂的正式职工，刘富生后来还当了厂工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