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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11/08金叶先驱 ——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四十二)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六章    设施先进  管理超前

    第一节  新厂房规范高档 烟仓库设施先进   

    毕竟一中制烟厂的房屋是在逃难的背景下租赁的,那时,能找到一个可以歇脚并开工生产的场地已属不易了,但云乔心里清楚这只是暂时性的。

    老厂房虽然房间较多,但零散破旧,除了职工居住的宿舍楼勉强过得,其余房屋均为老式的木房,十分简陋,有的还四面通风,形同茅屋,除梗车间因此还发生过“闹鬼”事件:

    那是1945年初刚复工不久,有天晚上,雷鸣火闪,暴雨如注,大风掀翻了用牛毛毡搭建的除梗车间一角,雨水不断往车间里倾灌,地面很快积起了水凼,临时雇请的几十个女工挤到房屋的另一边继续工作,车间里只有几盏昏暗的电灯,风吹得灯泡摇摇晃晃,显得人影憧憧,不时还传来些异样的声响,本来就胆小的年轻女工已有些害怕了。

    这时,有个女工偶然抬头,蓦然看见一个白衣白裤,脸面涂得像京剧花脸样的人影,从破烂的泥糊墙壁间探出一个头,吓得她尖叫起来,浑身打战。众姐妹随她目光所指的方向一看,但见一个鬼怪模样的人张牙舞爪,鬼哭狼嚎般的欲扑闪进来。女工们吓得大呼小叫,挤成一团,紧接着纷纷朝公路边上跑去,接连几天不敢上班。

    后经查明,所谓的“闹鬼”,是贵阳街上的几个闲散青年为寻求刺激搞的恶作剧,房屋的简陋正好为他们的表演提供了方便。

    据此,厂方请砖瓦匠来把房顶加固,把房屋周围的墙壁整修好,又增加了电灯瓦数,安排专人夜间巡查,公司领导分别给女工们作了一番思想工作,大家这才回来上班。

    打那以后,虽然没有再出现“闹鬼”的事情,但烟厂的员工都盼望能早日盖新房、住好屋。

    1946年底,经过近两年拼搏的一中制烟厂已具备相当实力,所欠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贷款已分批还清。事实上,由于物价不停上涨,所还贷款的实际价值比当初贷款时的价值低了许多,应当说“两行”对一中制烟厂的支持是巨大的。

     

    云乔根据职工们的提议和原来的设想,着手抓基本建设。他首先考虑的是修建一座上档次的厂房。经股东会同意,云乔指定由屠天侠、张嘉德具体负责该项工程,因为他知道,在此之前,张嘉德已经作了一些准备工作:

    年初时,张嘉德根据烟厂的发展趋势,预料到修建新厂房扩大生产势在必行,他专门去工厂对面的砖瓦厂找到老板钱工程师,询问有关情况(因钱某是搞土木建筑的专家),请他介绍一下在附近哪个地段买地建厂房最合适。钱某向张嘉德建议在现有厂房,那块约有一亩多的空地用来修建大厂房比较理想,但需买下这块地皮上的一座四间平房,不知房主肯不肯卖。张嘉德遂找到房主磋商,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房主以略高于市价的金额成交。

    考虑到张嘉德要领导全厂的生产,云乔将此项目交给屠天侠经办。

    地皮落实好以后,屠天侠去找钱工程师,请他设计新厂房的图纸。屠天侠把厂房的功能和基本要求向钱工程师作了详细介绍,钱工程师拍着胸脯说:“你放心,保证给你们设计出全贵阳最好的厂房。”

    很快,钱工程师把图纸设计出来了,大家比较满意,云乔召集烟厂的几个大股东一齐来审查厂房图纸,并提出修改意见。根据决策者们的意见,钱工程师对图纸又进行了修改、完善。接着,屠天侠便去物色专门的施工队伍进场修建,并请老监工胡某负责现场监督,工厂也派出多名员工做帮手。由于当时物价飞涨,若采用包工包料的办法,势必会造成包干方偷工减料,屠天侠和张嘉德商量后,采纳了行家的建议,采取泥、木、石工小包工自备料的办法,并对各包工头说明:他们签订包工合同后,应该立刻购买粮食和生活必需品分给工人,以免吃“贬值”之苦。工厂每天还免费发给建筑工人20支装的便包烟。

    那段时间,张嘉德和屠天侠一有时间就“泡”在工地上监督施工,每道工序都严格按质量要求,绝不马虎,那股热情和认真劲就像是自己家里修房盖屋一样。

    经过三个多月的紧张施工,一座占地2000多平方米,红砖红瓦,一楼一底的厂房拔地而起(该房的砖、瓦均是从钱工程师自己的砖瓦厂购买的,因此节约了不少运费)。厂方及时组织检查验收,工程质量完全达标,堪称上乘。  

     云乔兴致勃勃地到场视察,并搞了一个简单的竣工仪式,以示庆贺。前来参观的人看着如此气派的厂房无不啧啧赞叹。一中制烟厂的员工更是欢欣鼓舞,大家说,在这样的厂房里工作,生产出来的卷烟都要香点儿。这座厂房在贵阳当时的所有烟厂中算得上是最好的,人称它为“洋房子”。

    张嘉德从生产经营的角度出发,将楼下一间40平方米的房屋安排作办公用房,6间房用作卷烟车间,1间房用作配料房,楼上1间房作为医务室,8间房用作手工包装车间。紧接着,由张嘉德主持,又在原厂房的山边新建了宽8米共6间的烤烟房、成品仓库和烟叶仓库,后来还新建了一栋可排臭气的厕所。

    这样一来,一中制烟厂真是旧貌变新颜了,成为一座布局合理、规范、漂亮的新工厂。但云乔以为,光有漂亮的外在形象还不够,里面的工作设施也要跟上,他责成张嘉德会同徐运善、朱水槐、章国成等几个技工大师在技改方面“多下点工夫。”

    为了车间的卷支能自动上楼,使烟成包后能直接送到仓库,张嘉德和徐运善等几个技工大师精心设计了“土法电动上下运货”吊车一台,经安装试用,效果非常好,省却了大量的人工搬运,提高了生产效率,以后多年一直沿用此法。在当时,这样的设施可谓贵阳卷烟行业之首创。

    这一设计的成功,激发了张嘉德等人的创造热情,他们一鼓作气,又设计出一种可将成箱成包的卷烟自动滑入仓库、装箱房装箱的“自滑滑梯”。紧接着,又研制出了“自制润烟叶机”、“火炮烘丝机”等一系列先进设备,这些设备的应用不仅为工厂减少了几十个劳动力,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而且提高了产品质量和工作效率。

    贵阳各家烟厂闻讯后,纷纷组织人员到一中制烟厂参观学习,而张云乔他们也敞开胸怀,热情接待,不仅带他们到处参观(真空发酵房除外)而且还认真给予讲解,使许多烟厂争相效法。一中制烟厂也因之而声名鹊起,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赞誉。

    张嘉德和他的同事们为这些新技术、新工艺的发明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但这些付出能够开花结果,得到社会认同,促进生产力发展,这正是他们所追求的人生价值。

  • 2017/10/30金叶先驱——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四十一)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九节  厚葬陶钜唐  营救屠天侠

    云乔从湘西销货回来,贵阳市场已渐趋稳定和恢复。正如云乔所言,市场在经历冰点后自然会出现反弹,能够坚持下来的企业必定会取得最后胜利。闯过难关的一中制烟厂掀起新一轮发展高潮,继重庆成立办事处之后,一中制烟厂又在昆明、柳州两地设立了办事处,厂里新购买了两辆卡车和一辆二手小吉普车,原先的福特老爷车则“功成身退”了。

    在这种形势下,云乔有了时间和能力来了却他的一桩心事,他要亲自到柳州督办陶钜唐的灵柩返乡,同时还要到桂林寻找地下党员屠天侠。

    云乔驾驶着刚买来的小吉普车从贵阳出发开往柳州。

    一路上他看着蜿蜒而又漫长的公路,不由得想起两年前从桂林撤离的情景,想起一路上走路过来的逃难员工,不禁心潮起伏、感慨万端。

    到了柳州,云乔找到一中制烟厂办事处主任陈汉翘,询问了办事处的经营情况,叫陈主任协助办理购买棺木一事。他们到柳州街头转悠了一圈,终于从一个木材商那里高价买到了当地出名的“榕江”木材,这块木材的直径足够做成一口棺材。云乔托人请了当地最好的木匠师傅,将其制成了豪华高档的独木寿棺。

    第二天,云乔早早地起来,推开窗户一看,天空竟下起蒙蒙细雨,远处的山峰隐隐约约,勾起往事如烟。陶钜唐生前的事迹又一幕幕浮现在眼前,断魂之感袭上心来……

    陈汉翘已找来几个民工,将棺木搬到卡车上,一切准备就绪,陈汉翘向云乔报告说可以出发了。云乔驾着吉普车随棺木一起去到陶钜唐遇难的地方——荔浦近郊的一处公路边。他在陶钜唐跌破头颅的地方呆站了很久,望着蜿蜒东去的河水,悲叹“逝者如斯,死者长已矣!”在同伴一再催促下,他才回过神来,朝附近的农家走去。

    这里的农民都知道陶钜唐的临时墓地,云乔没费什么周折便打听到了,他迈着沉重的步伐来到了一个小土丘前。因无人打扫,坟上已长了稀疏的野草,云乔抚摸着坟上的杂草,泪眼模糊,他哽咽着说:“钜唐弟,让你受委屈了,我是专程来送你回老家安息的……大家都非常怀念你,我们在贵州已站稳脚跟,发展得很好,你就放心吧。”他用手将草一根根地拔去,将一束花放在坟前,向陶钜唐的坟墓深深的三鞠躬。随后,他示意把灵柩挖出。临工们很快刨开土堆,把棺材抬了上来,在撬开棺木的一刹那,云乔看着陶钜唐的遗体止不住哭出声来,泪流满面,几乎站立不稳。同行的民工把他搀扶到一边,不停地安慰他,大家七手八脚快速将遗体转放在独木寿棺中。为防止运输途中颠簸,寿棺的内部以丝绵作衬垫,严密包扎。盖好棺木,大家簇拥着把它抬到公路边的卡车上放好。

    云乔驾驶着小吉普车开道,将灵柩运回柳州,亲自交给一家运输公司托运到杭州,交给那边陶钜唐的四叔负责安葬。运输公司的人都感到诧异,大老远的托运一口装着腐尸的棺木,他们都以为死者是云乔的直系亲属什么的,得知实情后大为感动,连声赞叹“这样的朋友,难得!难得!”

    云乔处理完这件事,多少减轻了些遗憾,但心中的伤痛依然难以消除。呜呼!人有旦夕祸福,生离死别乃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他长叹一声,又回到现实的工作中。

    他继续开着吉普车去到桂林,先去回访原来中一机械厂和一中制烟厂的旧址,但由于南环路的扩建,原来的房屋、厂址已不复存在了,只有曾经的往事历历在目。云乔怀着难以名状的心情又驱车去到象鼻山后的漓江边,想看看从前烟厂的仓库和种烟的试验田现在怎样了。但这些地方已由政府接管,准备用来修建象山公园。看来过去的永远过去了,云乔感到一种莫名的惆怅与失落。

    桂林市内的民房九成已化为瓦砾,仅存的些许房屋已是残垣断壁,满目疮痍,到处是战争留下的创伤。想到这仅仅是被日寇摧残的众多城市之一,云乔便更加痛恨日本侵略者,诅咒该死的战争。

    此次到桂林云乔还有一桩重要的事要办,就是找寻屠天侠同志到一中制烟厂任职。云乔是在1939年《救亡日报》桂林复刊时认识屠天侠的。那时夏衍叫屠天侠到建国印刷厂当厂长,这期间云乔与他多有接触,觉得他很能干,也知道他是地下党员,报纸停办后,云乔与屠天侠共同处理《救亡日报》的后事,此后就失去联系了。

    经过多方找寻,云乔在一个小学里打听到屠天侠同志的夫人,了解到屠天侠在广东韶关被当地政府扣留。起初,云乔以为屠天侠是因为政治原因被抓起来了,后来据知情人讲,是因为他担任了一间机械厂的职员,押运一批机器到韶关,出了质量上的问题,那边的企业通过政府将他扣作人质,索要赔偿。

    原来桂林《救亡日报》停办后,云乔以工商业者的身份出面,将报社下属的建国印刷厂买下来,而买资则用作报社同仁去香港之用。原厂长屠天侠应聘去到一家私营厂当了个小职员,该厂派他押运一批机器到广东韶关交货,不料被扣。

    问明原因,云乔觉得这事好办,便和屠天侠的夫人一起筹划营救行动,没费多大周折就将屠天侠救出来了。

    出狱后的屠天侠一贫如洗,连衣服都没有,他只身去了香港一趟,香港朋友见他这般落魄模样,纷纷解囊相助,送了他一大箱各式各样的衣服。可惜,在从香港坐船回来的渡轮码头上,一不小心,大皮箱被歹徒抢夺去了。回到广州时,屠天侠已是两手空空,他艰难地找到一中制烟厂设在广州沙面的办事处。云乔叫办事处的人给他在广州买了衣服和一些日常生活必需品,并诚聘他到一中制烟厂贵阳厂,担任副厂长。

  • 2017/10/20金叶先驱 ——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四十)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八节  玉屏镇“过肥年”  谁解其中味

    云乔忍着双手的疼痛,驾驶着老福特行进到湘黔两省交界处——玉屏。同行的机修工许涨新感觉车子发出异样的响动,云乔赶忙把车停住,二人跳出驾驶室,打开汽车的引擎盖。只见一团水蒸气像浓雾一般从气缸里陡然冒出,很快又消失在冰冷的空气里。许涨新仔细检查了各个部件,又让云乔上车去发动车辆,发现四只汽缸有一只不动了。  

    “真是倒霉,眼看就要过年了,车子却出了毛病……”许涨新感到很懊恼,云乔却笑言:“还好,要是坏在荒郊野外,就要当‘山大王’了。”

    为了安全起见,云乔只好将车停放在玉屏的汽车站,三人下车来在车站附近找了家旅店住下。云乔派许涨新搭便车去镇远,请那边的汽车修理厂派技工来玉屏修车。

    次日,镇远的技工来了,他一见云乔就说:我们老板叫某某,他认识你,说你们在长沙就相识了,特叫我代问你们好。随后,技工掀开车盖检查,确认烧坏了一只汽缸的连杆“培宁”(轴承),由于现场没有合适的修理工具和设施,技工说,要把损坏的部件拆卸下来带回镇远去修。云乔焦急地问他什么时候能修好回来。答曰:至少要三四天。云乔问能否快点,技工为难地说:“这就是最快的了……要不是你和我们老板是老相识,我还不愿意接这样出力不讨好的活呢。”

    看来,急是急不来的了,云乔耐着性子打算困守一个星期,他甚至做好了整个春节都在途中度过的思想准备。

    时近中午,云乔这才想起还没吃早饭,感觉肚子有些饿了。他们走进车站边上的一家饭馆,但见里面冷锅冷灶,店老板说,做饭的伙计早就回家过年去了,饭馆已歇业几天了。他们又去了别的几家餐馆,还是如此,没有营业。无奈,云乔三人只好回到旅店,但旅店也因为春节将至而停止供应伙食。这时,大家的肚子已饿得咕咕直叫,云乔说:“看来只能自己动手做饭了。”他叫张启昌一道去玉屏街上买口铝锅和食物,准备拿到旅店烤火用的炭盒上煮食。

    二人去到玉屏街上找寻着所买之物,突然,云乔发现街边挂着一块中国银行分理处的牌子,不觉走了进去。他们刚跨进门,迎面就碰见前长沙省行的主任马贻成。他乡遇故知啊,大家都倍感亲切。马老伯亲切地问云乔“大过年的跑到玉屏来有何贵干?”云乔说:“现在贵阳的市场疲软得很……要吃饭啦。”马老伯说:“那也用不着你大老远的亲自跑啊。”云乔笑着说:“当头儿的就是要在这危难时刻身先士卒嘛,再说湘西这条销路我跑起来更有把握。”

    “倒也是啊。看来这个生意也不好做啊。瞧这天寒地冻的……也实在辛苦你们了。” 马老伯又问云乔“你们吃饭问题怎么安排啊?”得知云乔他们要自办伙食时,马老伯声称“大可不必,我每天叫人给你们送饭过来便是。”

    云乔历来不愿给别人添麻烦,见马老伯这般殷勤,忙不迭地恳辞说:“千万不要劳顿尊府,我们在炭火上顺便煮一顿饭可以吃一整天,比起当初桂林撤退时方便多了。” 马老伯执拗不过只好说:“有什么困难要讲啊。”

    尽管如此,马老伯还是经常派他的侄儿马伯荣送些佳肴到旅店来供云乔三人佐膳。这位经常来送饭的马柏荣刚高中毕业,虽然当时只有十七八岁,但少年老成,应答敏捷,手脚干练,云乔和张启昌对他都很有好感,觉得他是个干事的料。由于受战争影响,马伯荣暂时困守边镇,一时尚未就业。

    除夕下午,马伯荣特地给云乔送来一只鸡,祝大家春节快乐。徐育才把鸡杀了,三两下打整干净,放在炭火上炖好。晚饭时,云乔专门为张启昌和许涨新买了点当地的土酒。三人围坐在炭火旁,频频举杯,就算过年啦。云乔因从不喝酒,便以茶代酒,大家互祝新年快乐,来年春早。

    吃罢晚饭,张启昌和许涨新二人醉醺醺的回到房间睡觉去了。云乔却满怀心事,裹着大衣到玉屏街上去散步去,顺便感受一下这个边远小镇的节日气氛。

    街上的行人很少,大家都关起门来吃年饭了,一些富裕人家的门前挂起了大红灯笼,不时看到一些小孩在街边燃放烟花爆竹,四下里传来的划拳打马之声和哄笑声,把小镇的除夕之夜渲染得其乐融融。这是抗战胜利后中国人过的第一个春节,人们盼望着辞旧迎新,从此过上太平、祥和的新生活,正所谓“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云乔总觉得这喜庆的气氛中缺少点什么,玉屏镇是以产洞箫、横笛乐器驰名中外的,仅仅在汽车站附近,云乔就看见有十多家制作箫笛的店铺,出品工艺精美、发音清亮,但一般的技师们只求乐器表面的华丽,而从未听到他们演奏任何乐曲,这使云乔想到匠人和艺术家的区别,想到不同地方的文化传承和底蕴。

    云乔在街上转了一圈回到旅社,感到百无聊赖便宽衣上床,可他怎么也睡不着。在这个除夕之夜,他想念远方的父老乡亲,想念贵阳城中的老婆孩子和工厂的伙伴们,他在猜想:此时此刻他们都在干些什么,不禁吟起唐诗来了: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夜深沉,难入梦啊!躺在乐器铺隔壁的小旅社,看着窗外漆黑的原野,云乔渴望能听到一点悠扬的笛声,但结果是万籁俱寂。他后悔出发时没带上一把京胡,要不然此时拉上一曲也可排解相思之绪啊。

    冥冥中,1946年的第一道晨光初现了,云乔一觉睡到当天中午。

    三天过后,镇远的修车师傅回来了,老爷车已经修好。云乔要朝更远的湘西方向去了,临行前,他专门到马老伯处辞行。

    马老伯说了一通“照顾不周”之类的客套话,向云乔提出:贵烟厂是否缺人手?可否让他的侄儿马伯荣进厂当学徒?

    云乔早有把马伯荣引进麾下之意,便对马老伯说:“依伯荣老弟的品格,决不能让他当学徒,他已经有足够的资格担当一门职司。我回去就和陶培唐、陈东两人商议,估计不成问题,定下来后马上通知你。”马老伯一直目送着老爷车离开玉屏镇。

    经过一天的跋涉,老爷车到了芷江,云乔看到这里比以前热闹了许多,街上还走着不少外国人。他预感到一定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发生。他向街上的行人打听,原来日本投降以后,在芷江机场举行受降仪式,日寇的侵华头目冈村宁次在此签订投降文书,中国方面接受投降的代表是国民党政府的国防部长何应钦。

    云乔在芷江街边看到有美制香烟“骆驼”牌(Camel)和“多米诺”(Domino)(当地人称为“杜鲁门”香烟)出售,想必是美军机场出售的剩余物资,数量不多,尚不至于影响到烟市。

    在公路上,云乔遇到大批装备现代化的部队开往机场,听说是孙立人为军长的“新一军”,从缅甸远征抗日归来,现在要从这里空运到东北沈阳。

    “看起来这八年艰苦抗战,争取到的和平局面又要在残酷的内战之中打破了。”云乔大发感慨、摇头叹息。

    老爷车一路颠簸着到达辰溪、沅陵,云乔分别和当地烟行联系,订立了供销协议。这些烟行的老板无不为云乔的敬业的精神所感动。

    回程沿途,云乔又到去时经过的代销烟行回笼货款,收集情况反馈,他们都说,“沪光”牌香烟很好销,希望贵烟厂今后用卡车来送货。烟行结算付给的货款都是小面额的钞票,从辰溪到镇远走一趟就装满了两个麻袋。这时,通货膨胀已经开始,时间就是金钱,云乔闻讯急速赶回贵阳。

    回到贵阳,元宵节已过,但云乔毫不后悔, “湘西之行”不仅销脱一大车香烟,而且和沿途及湘西的烟行达成了长期合作协议,更重要的是,他鼓舞了全厂职工战胜困难的勇气。

  • 2017/10/09金叶先驱——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三十九)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七节  湘西销货  轻伤不下火线

    1945815日 ,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抗战终于取得了胜利,举国上下一片欢腾,一中制烟厂也放假一天以示庆贺。陶培唐的女友邵女士从重庆来电,催促他早日去重庆,共同回上海结婚。云乔力促其行,送他搭上运送香烟的货车去渝。不久,陶培唐他俩由渝回沪,婚后双双去了香港。

    随着战争的终止和国民党政府将首都由重庆迁回南京,贵州失去了作为抗战后方基地和西南交通枢纽的重要战略地位,在政治、地理诸方面均不再具有因抗战而形成的特殊优势,与之相应的是战时内迁的工厂、企业、机关、学校纷纷回迁,从而使一度转移到贵州的资金、技术、人员、设备、市场大部分丧失。

    抗战时期逃难而来的人们纷纷收拾行囊、打理行装,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踏上了返回故乡之路,到处是“青春做伴好还乡”的景象。正如当初人们潮水般涌来一样,此刻又潮水般退撤到四面八方。人口规模的骤减使贵阳市面一下子变得冷落萧条,卷烟行业首当其冲,受到重创,加上沪产、港产的卷烟开始由外地进入贵阳市场,两面夹击使贵阳卷烟企业的竞争空前激烈,一中制烟厂和别的卷烟企业一样面临着最严峻的考验。

    贵阳的许多烟厂经不起这个浪火冲击,被迫停产、停工,甚至歇业倒闭。据同业工会调查报告,全市烟厂停业7家,停工28家,外迁1家。贵阳市由过去总共64家烟厂减少到20余家,产量由过去每月1600箱减少到每月百余箱。一中制烟厂的产品也大量积压,资金周转发生困难,烟厂又一次陷入困境。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云乔召开厂务紧急会议,研究破冰之策,会上有人提出可否考虑迁厂事宜,云乔认为这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理智的,因为经过半年多的拼搏,一中制烟厂已打下基础、初具规模,再说,贵州是烟草大省,在这里办烟厂的条件无可比拟,另起炉灶又谈何容易。他认为这是一道坎,翻得过去前途就是一片光明,大浪淘沙,熬得过危机的烟厂必然赢得更大的市场。经过激烈的讨论,最后大家一致认为拯救当前危机的惟一办法是:对内减产,对外促销。

    一中制烟厂在别无他途的情况下,辞退了在本市招入的临工和个别不称职的员工约40余名,酌情发给补助,又作了大量的解释工作,得到他们的谅解。但云乔却很内疚,经商办企业以来,他从来都是增员,没有减员一说,这一次裁员实是无奈之举。

    为了处理积压产品,解决资金周转的困难,必须派人到湘西、桂北、黔北等地上门销售。云乔深知这种时候身先士卒的意义和作用,他决定亲自到湘西销货。他自己驾驶着一辆四缸福特老爷车,装上香烟,首发湘西。被他的精神感染,老友张启昌(张启昌此时在贵阳开了一家烟店)自告奋勇要与他同行以便照顾。为了预防汽车出故障,云乔带上了汽车学徒许涨新。

    第一天过了马场坪来到黄平,这里的市场并不似贵阳那么冷落,云乔和当地烟行接洽销售业务,他们对厂方送货上门表示欢迎。当晚云乔在黄平住宿。

    第二天早餐过后,云乔继续前进,经过施秉到达镇远。镇远是贵州边境的大城市,有河流直通湘西,中国银行在这里设有分理处。从战时长沙撤退到这里的中国银行省行的高级职员,有不少是云乔的同乡好友。于是,云乔借这个机会去拜访了他们,得知他们正在准备迁移回长沙,恢复中国银行省行。

    从银行分理处出来,云乔找到一间较大的烟行,把汽车停在烟行门口,见里面有一位青年店主正埋头拉京胡,云乔既感好奇又觉亲切,他有好些时候不曾听到京腔京胡了,便走入店内,这个青年抬头发现他们,知道是由贵阳来送货上门的,立即放下京胡,热情接待,请云乔三人到店内用晚餐。

    晚餐时,张启昌说起云乔也是京胡爱好者,店主便要求云乔给他“多加指教”。云乔拿起纸笔,当场就给他写了几个京剧过门和曲牌的简谱,如小开门、夜深沉、柳摇金、八岔等给他参考并做示范演奏。

    店主听完云乔的演奏,拍手叫好,立即对云乔口称老师,说要向云乔学习,如此一来,他们竟成了知己朋友。店主因此对销烟业务更为努力,后来成为一中制烟厂在湘西方面的总代理。

    这是张云乔同志以艺会友,把个人的精神爱好转化为物质力量的又一成功事例,同时也体现了云乔在艰难困苦中的乐观主义精神。

    次日清晨,云乔由住宿的旅店起身,发现汽车油管堵塞,引擎发动不起来,便下车来检查。助手从油箱里取出少量汽油,加入发动机的化油器,不慎漏油,碰到火花塞引起燃烧。云乔当时正在俯首调整化油器,来不及躲闪,火焰一下子烧到了他的两袖及夹克衫,同行的张启昌和许涨新赶紧脱下外套来扑救,但火势越来越旺,眼见得云乔就会烧成一团火球。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正在旅店楼上洗脸的旅客,见到下面起火,顺势将一大盆洗脸水泼洒下来,巧妙地浇灭了火焰。

    但是,云乔的双手已被烧伤,身上的皮夹克衫也大部分被烧毁,剧痛立即袭遍全身,张启昌和许涨新赶紧把他送到当地卫生所治疗。医生对他的伤口进行消毒、清洗,同伴劝他回贵阳疗养,等伤势好了再说。但云乔想到两百多名员工的期望和烟厂目前的困境,不忍半途而废。他咬紧牙关,敷了些伤药,包好纱布准备继续上路。

    云乔首先找到楼上泼水灭火的朋友,送了他两条烟表示感激,希望彼此后会有期。

    云乔坐回驾驶室,张启昌劝他让许涨新来开车,云乔说这条路不好走,他能坚持,并请二位放心。云乔一踩油门,老爷车又踏上了奔往湘西的漫漫旅程。

  • 2017/09/22金叶先驱——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三十八)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六节  自行配香料 首创“高温真空发酵”法

    19453月复工以来,一中制烟厂的生意做得很顺,销售额逐月递增,但云乔认为办企业不应该片面追求营业额的增长,更应该注重利润的增加,即所谓的经济效益。他与张嘉德厂长探讨如何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张嘉德建议自行研制卷烟香料,这样可以节省请人配料的大笔支出,但这是一项技术性强的工作,非一般人所能掌握,张嘉德主动请缨试一试,云乔表示赞同。

    复工数月来,一中制烟厂的卷烟香料均是请贵州烟草股份公司的陈沛霖工程师配制的,由于懂此行当的人奇缺,陈工程师的要价自然也十分了得,还要给他配备一名专送香精的员工。由于找他的人很多,一中制烟厂的员工将香精送去后,一般要等上半天,甚至一天才能取回香料,但两天后就用完了,生产线常常因此而不得不停工,严重影响了生产。厂长张嘉德看在眼里,急在心头,憋着一股劲儿,他决心自行研制香料,以免受制于人。

    如今得到云乔许可,张嘉德便着手找寻有关卷烟香料配方的点滴资讯。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摞的参考资料,白天上班,晚上则青衣黄卷、挑灯夜战,有时一干就是通宵。为了争取时间,他甚至把配制香料的原料:蜂蜜、甘油、甘草汁、香草精、柠檬精、橘子精等搬到家里,一边看书,一边摆弄那些坛坛罐罐,这个拈来尝一下,那个弄来舔一舔,家里人知道他的“犟脾气”,虽然担心他的身体,但却拿他没辙。

    张嘉德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从来不抽烟,为了配制香料,他学陈东当年的样子,很快修炼成“瘾君子”。那段时间,张嘉德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人也消瘦了许多。云乔每次见到他,除了询问一下香料的制作进展外,更多的是提醒他注意身体,说试验可以慢慢来。

    经过两个多月的刻苦探索和多次试验,19456月,张嘉德终于自行配制出了优质的香料,他兴奋不已地找到陈东,要陈东先品尝品尝。陈东用专业的味觉品吸了一下,感觉好极了,他告诉张嘉德:成功了!陈东被张嘉德这种拼劲儿彻底折服了,两人高兴得手舞足蹈。为进一步检验香料的效果,他们又去找了许多内行和一般烟民来品吸,大家一致认为,比陈沛霖配制的还好。从此,一中制烟厂就一直使用自己配制的香料,其成本仅为请陈沛霖所配香料的十分之一。张嘉德将此配方交给陈东,仍由陈东来掌控。

    那时,贵阳的60余家烟厂几乎都用的是陈沛霖配制的香料,南明烟厂到解放后还在使用,而张嘉德则是第一个挑战权威的人,他胜利了,这种胜利体现了一中制烟厂自强不息、敢于挑战自我的精神。

    为进一步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张嘉德在云乔的大力支持下,和徐运善等技师一道发明了“高温真空发酵法”,这一先进的卷烟制作工艺同样来自于生产实践。

    当时,一中制烟厂的烟叶原料有贵定本地产的,有云南玉溪的,也有美国烟叶和许昌等地的烟叶。这些不同地方的烟叶运到工厂后,首先由专门的车间按质量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第二步是按所产卷烟的牌子再行分解;第三步是由雇请的几十名民工抽茎、抽梗(所抽茎、梗又回收压梗、切丝);第四步是进行配方、配料;第五步是切丝;最后是上卷烟机。一般中下等烟叶均有苦涩味,同样一株烟叶顶叶较香醇,腰叶最好,脚叶则有苦涩味,茎梗的苦涩味更浓。

    如何消除这一异味呢?张嘉德和徐运善等人密切配合,经过反复琢磨,多次试验,终于发明了他们自己称为“高温真空发酵”的新工艺1〕。经过这种高温真空发酵处理的烟叶,色泽趋于金黄,青杂味和苦涩味得到清除而变得醇香。为此,他们专门定做了四五十个直径约五十公分、长约1.5米的铁筒,装配了抽气机,还专设了一间发酵房,内置火炉、散热器等,将铁筒并列安置在房中,抽出铁筒中的空气,烘烤十多小时,达到发酵之目的,每天发酵一批。那些中下等烟叶经过发酵后,苦涩味得以清除,卷烟的质量得到极大提高。这种先进工艺的发明和运用,是一中制烟厂最大的特点,也是最大的技术秘密。对外是绝对不让参观的,本厂也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关键人物知道。一中制烟厂的卷烟之所以香醇,其主要原因也正在于此。

    那个时候,贵阳其他卷烟企业的烟叶基本上是现购现用,使用的也大多是初烤烟,直到解放后(195312月)按照苏联的50°C高温烟叶人工快速发酵工艺,在贵州烟草公司(桂月村)投资新建发酵房4间,面积300平方米,对中低档烟叶进行发酵处理。该工艺运用烟叶在一定温、湿度下加快发酵的原理,将烟包竖立排列于防潮隔热的发酵房内木架上,让蒸汽经管道进入发酵室散热器,再用鼓风机把热量通过风管排入室内风道向四周扩散,在热空气循环流动过程中以喷雾嘴喷雾调节室内温、湿度,使之达到发酵的温、湿度要求。发酵经历升温、保温、降温三个阶段。经过约240小时的人工发酵后的烟叶,普遍比发酵前提高一个等级。

    可以说,这种方法和八年前一中制烟厂发明的“高温真空发酵”的原理似有相同之处。而一中制烟厂的“出醇”是在真空的情况下,更进一步。凭着这一创新成果,一中制烟厂占据了更多的卷烟市场。 

    注释:

    1〕发酵法:指的是烟叶加工时,用加温、降压使烟叶去除部分杂气的工艺方法,它与现今的发酵概念、机理均完全不同。本书表达的是当时的概念。
  • 2017/09/13金叶先驱——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三十七)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五节  特别的重庆办事处

    除张云乔所在的市区办事处外,一中制烟厂先后成立了贵定、重庆、柳州、昆明四个办事处,贵定、昆明两个办事处主要负责进购烟叶原料,而重庆、柳州办事处主要负责对外销售。在这几个办事处中,重庆办事处是最重要的,它从一开始就不平凡。

    恢复生产后不久,一中制烟厂的各项工作逐渐走上正轨。这时,张云乔的妻子潘云娟和女儿张丽敏随调职到重庆民航当站长的郑达善一道,从昆明同机飞抵重庆,云乔打算到重庆去迎接,另外有关工作上的一些问题需找孙师毅衔接。他带上练习生许涨新,驾驶着一辆破旧的四缸老福特车前往重庆。同车的还有贵阳戏院经理袁耀鸿,陈善渊主任的亲戚、11岁的黎根全小朋友。尽管路途遥远而艰辛,车技精湛的云乔仍然信心十足地驾着老福特出娄山关、跨越凉风垭,七十二道拐,过海棠溪、横渡长江,顺利到达重庆,路上的行人对这辆造型奇特的破车甚感好奇。张云乔感叹说:“真是两面青山遮不住,福特已过万重山啊。”

    与家人团聚后,云乔当天与孙师毅取得联系,并约定晚上在孙师毅住处会面。

    孙师毅一个人住在通运门外街协和里12楼,楼上的四间房他都租下了。孙师毅的夫人蓝兰和孩子仍留在上海,没有到后方来,他一个人住着,房内文件书籍堆积如山。地下党的领导同志经常在半夜里单独来到这里和他碰头联系工作。这一时期,孙师毅的工作确实十分紧张,他开办了孔德图书馆、学习会和印刷厂及运输队等等,同时他还打入了蒋家王朝的心脏“侍从室”,和蒋介石的机要秘书陈方结成密友(这一点他当时还是对张云乔保密,以后到了贵阳才对云乔说明,这是后话)。

    云乔向孙师毅汇报完工作后,请孙师毅出面协调归还一中制烟厂被扣的两辆汽车:一辆是陈东初到贵阳时被大东书局勒令往重庆运货时强扣的;另一辆是从都匀出来时抛锚路边,被国民党军队拉去的。

    孙师毅告诉云乔:大东书局是中国惟一一家印制钞票的公司,公司老板去世后,杜月笙、戴笠便将书局强占了,现在这间印刷厂是杜月笙派的人陶百川在负责管理。

    云乔按孙师毅的吩咐找到陶百川交涉,陶百川起初以没有汽油为借口,不愿返还这辆卡车。云乔说就是烧酒精也要把汽车开回贵阳。陶百川自知理亏,又知云乔“有来头”,不宜得罪,便通知毕节分处,将车发还了。

    孙师毅从汤恩伯的司令部要了一份公文,叫云乔拿着它去找贵阳警备司令部要回另一辆小车。后来,云乔回贵阳向军方领回了那辆车,但遗憾的是小汽车只剩下了一副空壳。

    第二天云乔再去协和里,刚进楼下大门就看见一个八九岁大的男孩子在楼下门口俯首擦自己的皮鞋,他抬头时云乔才发现这个男孩竟是他的外甥谷士斌!云乔惊奇地问:“你为什么到这里来了?”男孩说:“我爸爸出国到非洲当领事去了,把我寄养在他的朋友家。”他还说自己才来这里不久。

    云乔意识到这里面大有文章,于是就急急地上楼,对孙师毅说:“我的姐夫谷兆芬不久前去了非洲的马尔加什(即马达加斯加)当外交官去了,他的儿子没有带去,寄养在他的朋友(同僚)家里,就住在这楼下。外交官是由军统系统控制的,谷兆芬的同僚必然也是军统的人,故我怀疑这里很有可能已经被特务注意,甚至监控了。”

    孙师毅沉思片刻,说:“估计目前只要周公还在重庆曾家岩,特务还不敢有什么动作。”

    云乔说:“话虽如此,但要做好准备。”

    云乔当即决定,烟厂在重庆要设一个销售点,表面上是售烟,不至于引起特务注意,孙师毅还可以把重要文件分藏在那里,做“狡兔三窟”之备。孙师毅同意了云乔的建议,回贵阳后,云乔立即着手,依计而行。

    张云乔任命骆建安为重庆办事处主任,前往重庆筹建办事处。云乔知道骆建安在重庆有帮会背景,而当时的帮会势力非常大,几乎没有帮会办不了的事。骆建安到重庆后,在校场口附近的米亭子租到一楼一底的几间楼房,把办事处的牌子挂起来了。表面上办事处搞的是卷烟经销,生意确也做得像模像样,但实际上它也是地下党的秘密联络处。孙师毅的许多机密文件就放在办事处楼上他的一只小皮箱里,后来孙师毅直接住进了办事处楼上的房间。那阵子差不多每天深夜都有三五成群的人陆续登门造访,他们上得楼去便将门反锁,开完会后便各自散去。办事处的人都心照不宣,从不问他们是谁,来此有何贵干,也不和他们接触,解放后才知道他们是地下党。

    解放前夕,骆建安曾因替孙师毅卖500元美金一事被国民党以共产党正在扰乱金融为由欲抓他坐牢,骆建安闻风逃到乡下,特务寻他不着,便把他的老婆张敏连同刚生下的婴儿一道抓起来,张嘉德得知后派骆建安的兄弟骆守先前去重庆,一方面组织业务,一方面设法营救。骆守先到重庆后四处托人帮忙,花了1000元大洋才把张敏母子担保出来。

    重庆办事处所在的米亭子当时是全国较大的卷烟市场,因此办事处的卷烟销量非常大,占了一中制烟厂外销香烟的一半以上,特别在销售新产品“佛宫”牌香烟上,重庆办事处功劳不小。

    “佛宫”烟是一种用次级烟叶制成的中下等烟,经技术处理,苦涩味去除,烟名和外包装又颇有点宗教意味,且价廉而物美,经重庆办事处大力促销,很快风行西北各省。山西、甘肃、宁夏、新疆等地纷纷来人抢购“佛宫”牌香烟,有的外省客商甚至直接跑到贵阳来蹲点进货,山西客商刘宝山夫妇长期住在贵阳的宝山路,整车整车地进购“佛宫”牌香烟,运往山西销售。

     

  • 2017/08/30金叶先驱——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三十六)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四节  成立贵阳卷烟工业同业公会

    一中制烟厂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标志着一中制烟厂贵阳厂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张云乔个人的声望也随着烟厂的迅猛发展逐渐提高。他懂得企业要创名牌,个人也要创名牌,企业知名度与企业负责人的知名度有着密切的关系。为此,他有意识地将位于市中区的办事处二楼装修了一番,添置了一些桌椅、长角桌、茶具等,特别是把楼上的会议室布置得整洁规范、宽敞明亮,大有“栽起梧桐树,引来金凤凰”之意。同行业的大小老板有事无事都爱到办事处来坐一坐,云乔也乘机发挥他高超的交际才能,扩大个人影响。大家伙儿遇到什么困难都愿意找他,他也热诚帮助解决,常常还不惜解囊相助,在朋友中有“小孟尝”之称,足见人们对他的钦佩和好感。

    由此,办事处逐渐成为卷烟厂(社)负责人聚集的中心。这些私营厂(社)的老板,大多是从五湖四海逃难至此的,几乎都经历过磨难,正所谓“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大家同病相怜,相互之间摒弃了门户之见,同行相斥的旧观念,敞开心扉交流经营情况,互通商情,团结合作,无形中具备了“同业工会”的雏形。大家似乎有一个共同的竞争对象,这就是官办企业,都希望私营企业联合起来,与之竞争。

    1945年以前,贵州的卷烟市场可以说是官营的“贵州烟草股份有限公司”一统天下,这个公司的前身是贵州省官办企业贵州企业股份公司。民国28年(1939年)6月,贵州省农业改进所在贵定县试种烤烟成功,贵州企业股份公司目睹由汉口迁筑的中国青年协记烟厂有制烟设备,即派人与之协商官、私联合办厂。青年协记烟厂厂主李青年答应合作。民国29年(1940年)71日,贵州烟草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依照民国政府的《公司法》,该公司最高权力机关是股东会和董事会;设经理、副经理各1人,具体管理企业;厂长一人,领导全厂生产;下设总务、工务、会计、营业4股,每股设主任1人及办事员若干,分别办理厂内外有关事务。初成立时,公司有董事5人,监事2人。周贻春(贵州省财政厅长)、何辑五(贵阳市长)、彭湖(中国银行代表,吴鼎昌代理人)、赵宗溥(中国银行代表)、李青年(汉口内迁协记烟厂厂主)为董事。周贻春为董事长,程志颐、薛迪锦为监事,方朝珩为经理,李青年为厂长。民国29年(1940年)底,周贻春因病辞职改由彭湖为董事长。民国30年(1941年)底,公司增选董事为11人,撤销厂长一职,改聘陈沛霖为工程师兼副经理。

    贵州烟草股份公司成立后,民国29年(1940年)9月,以贵定晾晒烟为原料生产的“黄河”牌卷烟问世。当月产烟6.5箱(每箱5万支装)。是年,生产卷烟86.88箱。产量虽小,却开创了贵州第一个机制卷烟牌号,结束了贵州自20世纪初卷烟出现以来靠外输入的历史。

    民国30年(1941年)222日,以贵州第一茬烤烟为主料的“企鹅”牌卷烟问世,5月投产,质量堪与当时的外国烟媲美,很快便受到消费者喜爱,成为公司的主要产品,从此贵州烟草公司便有了“企鹅烟厂”的美誉。第一任厂长由原青年厂厂主李青年担任,当年卷烟产量上升到470余箱。由于通货膨胀,官股数度增资,私股比例逐渐缩小,李青年在贵州烟草公司的地位日渐降低,不断受到排挤,因此,公司成立不到两年,194112月,李青年被迫退资离开贵阳,赴云南另设烟厂,以后贵州烟草股份公司纯属官僚资本企业。

    民国30年(1941年),贵阳市有手工卷烟厂(社)17家,民国32年(1943年)增加至40家,民国33年(1944年)增至45家。这些手工卷烟厂(社)除一两家拥有资本产量较多外,大多为10人至20人以内的组合,资本薄弱,设备简陋,很难经常保持一定的产量,所有产品仅销于贵阳市场。可以说,1945年以前贵阳的卷烟市场几乎是由贵州烟草股份有限公司垄断经营。

    1944年秋,大批的湘桂烟草企业迁居贵阳,如同盟、精神、科学、德成、利群、侨胞等。其中较大的两家烟厂是利亚烟厂(原名桂林城区第一卷烟生产合作社。1947年,该厂率先购进申造大型卷烟机,发展成为贵阳民营烟草工业最大厂家,还在云南昆明设宏福烟厂,主要产品为“维多利亚”、“察哈尔”、“三飞”)和一中制烟厂。这些企业凭借着较为先进的设备、技术以及雄厚的资金和人才优势,逐渐打破了官营企业独霸一方的局面,占领了卷烟市场的半壁河山,广大的私营企业急欲通过一种组织形式来巩固和发展他们的成果。

    在这种背景下,1945年夏,经批准,贵阳市卷烟工业同业公会正式成立,(此前的1930年,贵阳市已成立有卷烟业公会,云乔刚到筑时,曾担任过贵阳卷烟业公会的理事),大家一致推举张云乔为贵阳卷烟工业同业公会理事长,孙序九(桂林城区生产合作社)、张敬铭(江华烟厂)、黄英民(利群烟厂)为常务理事,贵州烟草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任监事。

    贵阳市卷烟工业同业公会的成立,对于各私营烟厂相互交流生产技术、经营管理经验,互通商情、议定烟价,调解同业纠纷,协调劳资关系等都起到了积极作用。政府的有关部门,如税务局等遇到什么事情都要找“公会”商量,征求意见。事实上,这时的私营企业已跃居卷烟行业的主导地位,1946年贵阳使用小型机(每分钟200300支)的民营烟厂已有利亚、一中、利群、江华、华利等10多家。这样,无论从卷烟机器的数量,还是生产规模均远远超过了官营公司,一中制烟厂生产的“沪光”牌香烟,甚至可以和贵州烟草股份有限公司的名牌产品“企鹅”香烟媲美。